爸爸妈妈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工作也分别是接了爷爷和外公的班,都是事业编制,工资虽不高,还算稳定。 我们的家,是爸爸单位分配的房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标准的单位楼房。一栋楼有三层,一层有六户,自来水和厕所是每层公用的,虽然大家经常会因为同一时间使用打紧而稍有不便,但邻里之间却有着现在找不到的信任、互助和谦让。我们从不担心自己会被麻烦,也不会费尽心思的为了方便自己而影响他人,与其说一层六户,还不如说是一层一大家子更为贴切。 家有里外两间屋子,爸爸妈妈睡里间,我睡外间,简易的厨房搭建在走廊上,一个常年不会熄灭的蜂窝煤炉子和一个放着碗筷、调料的小柜子。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家,爸爸妈妈用心去布置和维护,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家的温馨整洁依旧让我温暖如初。 爸爸单位的小朋友很多,每天放学后三三两两的聚集在楼下院子里叽叽喳喳,没有电子产品,没有游戏机,但我们有很多有趣好玩的游戏,每个人的身边都围绕着一群小伙伴,从不会感到孤单和无聊。 春天,爸爸妈妈们会帮我们糊个纸风筝,再用彩色笔画上自己喜欢的图案,涂上各种颜色,然后一起挤在小楼顶上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比赛。大多数的风筝都会随着小孩的呼声越飞越高,唯独我家的风筝,每年都只会在地面旋转摩擦,妈妈总笑着说我嘟起的小嘴都能挂上个大油壶。 夏天,我们经常在院子中央的水池边嬉戏打闹。看水里的蝌蚪穿过水草去寻找妈妈,看水池边各种彩色的花朵争奇斗艳,捉假山上趴着的蜗牛,然后摸着它的壳唱着:“蜗牛蜗牛快出来,有人偷你的金银财。”很多小孩都因为玩儿的太忘乎所以掉进水池,还好,水很浅,掉下去的孩子傻笑着站起来,拨开身上的水草爬出来,回家挨了骂,换了衣服又继续出来玩耍。 天气转凉后,在家里搭个炉子,约上左右邻里烤火聊天。妈妈们打着毛衣聊着家长里短,爸爸们围成一桌打打扑克。那时打牌不兴赌钱,谁输了,就蹲在凳子上玩儿下一局,直到赢了才能坐下来。经常听到运气不好或是技术不佳的大人因为腿麻而哀声连连。那些唉声叹气中总会有一个熟悉的声音,那就是我的爸爸。 妈妈的产假结束了,爸爸的工作又总是很忙,还老是出差,爷爷奶奶对我是女孩仍然心怀芥蒂,用了无数理由来拒绝照看我。妈妈迫于无奈,把我背上了讲台。 外公外婆知道了,他们心疼妈妈,商量后让外婆到了我家。 1987年,我两岁,爱跑爱跳越来越调皮,让本就有心脏病的外婆倍感吃力,那夜严肃庄重的家庭会议后,最终一致决定,让我提前进入幼儿园。 我的记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家到幼儿园有两三公里,没有交通工具,我和外婆只得每天走着去走着回。去的路上我为了拖延时间,耍赖、撒娇,要抱要背要骑小马。外婆时时都是一副慈祥和颜的样子,直到我闹够了,玩儿累了,才会乖乖牵着外婆的手,听话的向幼儿园走去。 小班在幼儿园的一楼,外婆每天一把我送到学校,就会头也不回的离开。外婆坚决的背影总会让我收回即将掉下来的眼泪,嘟着小嘴,“哼”一声后,学着外婆的坚决,头也不回的跑进教室。 直到一次,我从窗户外看到二楼拐角处的外婆正笑着看着我,我才知道原来她每次只是假装离开,为了让我更快的适应幼儿园而已。 发现外婆之后,我们之间就像是形成了一种默契。 我乖乖走进教室,坐在能看到二楼拐角处的位子上,等着外婆走上去后对着她挥挥手,外婆也对着我挥挥手后才慢慢离开。 这像极了现在的我送孩子去学校,孩子进了校门,我会沿着学校外的围墙走一圈,走到孩子班级所在的教学楼外面,看着孩子走上楼。孩子走进教室前我们也会相互挥挥手,之后我才会慢慢离开。我从教室里的小女孩换到了围墙外的妈妈,也感受到了外婆当时的心境。 大班了,爸爸的工作已经不用再经常出差,外婆功成身退,我泪流满面的拖着外婆的衣袖,也阻止不了外婆要回家了。 外婆回家后,经常出现在幼儿园门口的是爸爸和那辆很高很大的自行车。每天放学,我就坐在爸爸自行车的后座上,给爸爸唱着老师新教的儿歌,爸爸总笑着跟着我的节奏点着头,我在后座上悠闲的晃动着双脚,环抱靠着前座为我遮风挡雨的爸爸,那是此刻再也找不到的安全感。 爸爸现在快七十了,早在2008年就查出糖尿病,早已没有了当年的伟岸背影和风发意气,变成了一个让人心疼的瘦弱小老头。每当我对爸爸身体感到忧心忡忡,他总会笑着安慰我:“别看我瘦,一身满满的全是肌肉。” 也许正是因为爸爸面对疾病的乐观和对治疗的积极态度,十多年过去了,身体一直没有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