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题就是另一回事了。 出题人必须要知道这张卷子考察的范围是什么，出什么样的题目能够测试出考生的真实水平，客观题又要设置什么样的干扰选项……光是想想脑袋就要爆炸了。 最后还是默默将出题人的位置拱手让给了上官婉儿和孟丽君。 其实这两人虽然都曾经身居高位，拥有选才的资格，但做考官出题的经验也不能说很丰富。 因为不管唐朝还是元朝，科举都只是取才的渠道之一，并且还不是主要渠道，所以受到的重视有限。 唐朝时的科举录取率太低，每年进士只取三十人，显然不可能满足用人需求，所以保留了汉以来的举荐制度。相较而言，反倒是通过考科举得官更难，即便考中进士，也要参加吏部的选试才能授官。 据说韩愈中进士之后，就三次选试都没中，只能退而求其次去给人做幕僚。 而在上官婉儿主政时期，则多以诗赋取才。置昭文馆，广召词臣，赐宴游乐，诗赋唱和，其中表现出众者，便赏金、赐爵、授官。 至于元朝，因为疆域辽阔，一路打到中亚和欧洲，汉人的地盘在其中只占据了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蒙古族人少，为了维护本族人的利益，元朝实行十分严苛的民族等级制度，汉人是第四等，也即末等，他们所推行的科举自然也不受重视。 自然，在孟丽君为主角的故事里，很多地方都是与现实不同的，否则她也不可能以女子之身考取状元，其后又平步青云，年纪轻轻即成为一国宰相。但当故事变成真实，作为故事背景的部分便会自动按照现实来补全。 但不管怎么说，她们都主持过选才，肯定比明月霜更清楚出题人的思路，也更适合这份工作。 果然，明月霜一说，她们连想都不用想，就能写出一些经典的题目。 很多人对古代科举考试的印象就是一个“八股文”，因此便觉得科举就是僵化呆板，培养出来的都是只会死读书的腐儒的存在，这实在是很大的误解。 唐朝时，进士科考试的内容包括贴经、墨义、诗赋、策问。贴经是《四书五经》原文填空，墨义是名词解释，诗赋是当时展示才华的最佳方式，策问是议论文，而且议论的是时事。总体来说，除了没有诗歌之外，大学中文系的期末试卷基本上也是考这些内容。 除了进士科，另外还有明经、明算、明字，史科，道科等科，考试范围从《四书五经》到时事政治、军事法律、历史数学，涉及到方方面面，甚至道科考的还是《老子》、《庄子》和《列子》。 只不过后来，儒家的地位越发尊崇，进士科一枝独秀，连明经都沦为陪衬，其他科目更是渐渐废除。 到了宋朝，王安石变法，废除诗赋，将贴经和墨义合并为经义，成为科举主要考察的内容。 及至明朝，朱元璋明文规定应试文章必须要仿宋时的“经义”，考试内容也固定成跟老朱家同姓的朱熹所作的《四书章句集注》等书，礼部甚至还会在每一次科举结束后给出三篇程文，也就是范文，让广大考生照着学习。 于是经义文的写法越来越严格而固定，遂成八股文。 但即便是在明朝，科举考试也不是只考八股文，而是第一场考经义，三道四书题，四道五经题，第一场考诏诰表判和一篇论文，也可以叫公文写作，第三场考五篇时务策。 不过考试这种东西嘛，考生们九天考三场已算折磨，考官却要在这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批阅几百个考生的答卷，写出评语、排好名次，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久而久之，考官们往往只会着重看第一场的第一篇文章，考生自然也在这一篇下功夫。 总之，最初的科举改革，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只是后来越来越僵硬和程式化，才成为了书生文人嘲弄取笑的对象。 所以此刻，放在明月霜面前的这张考卷，上面的题目不仅包括经义，数学，律法，时务，甚至还有天文，地理，诗赋。 明月霜本来想凭借自己来自后世的经验，高屋建瓴地指点一番，但等她看完所有题目，已经是头昏眼花，大脑一片空白的状态了。 就是说，这些题目她估计也就能做出一两题。 所以她以己度人，心虚提问，“这……会不会太难了？” “难吗？”上官婉儿和孟丽君对视一眼，有些疑惑。 “我觉得还是有点难的。”明月霜说，“除非饱读诗书，能做完这张卷子的人估计没几个吧？我们方县能有几个饱学之士？” 于是两人便恭恭敬敬地将笔递还给她，“还请主公斧正。” 对上这两双充满信任，明明白白写着“主公一定早有想法，只是考一下我们”的眼睛，明月霜是不行也得行了。身为主公，无所不能的人设不能崩！ 于是她绞尽脑汁，终于又从已经落灰的记忆里，翻出了一些用得上的东西。比如行测的题目类型，虽然记不清了，但被吐槽的大都是考逻辑和语病、数列、图形推理和社会和法律常识的。 把自己的大脑翻了个底朝天，又对照着上官婉儿和孟丽君出的题目，明月霜总算是艰难地编出了几道题。 然后她就果断地丢下笔，将写满字的纸推给两人，“差不多就是这样。” 剩下的，当然是让两人照葫芦画瓢补完。 主公只负责提要求，顶多给个示例，总不能让她把一张卷子都出完吧？ 好在两人并没有怀疑明月霜的实力，也没有继续压榨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