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内臣，深谋远虑，同符高皇，我皇上法祖飭戎，宜何择焉？” “祖宗朝即有遣中使者，乃在太平全盛之时，今皇上之欲遣者，适在危急存亡之日，马方骇也而又鼓之，此宗社所关，非若他事可再补。” “臣观历代史书，见李唐以鱼朝恩为观军容，虽安庆绪败亡，李光弼、郭子仪为将，犹不免兵溃于相州，而况六内臣并出，掣将吏之肘，隳任事之心，其有能不败者乎？” “当此时而治其罪，前有劲敌，后有军法，文武诸臣，固无所逃诛，而亦非六内臣之福也，皇上如不以臣言为然，乞敕下廷臣集议，务求万全之策。” 冯铨道罢，再次俯身，冲着皇帝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 他这个动作做得让朱由校直犯牙酸，冯铨表面上虽然东一句内臣没能力，西一句袁崇焕不可靠的，但这都算不上是“犯颜谏争”。 实际上真正称得上是冒犯天威的那一部分，是冯铨在话尾引用的鱼朝恩故事。 其实以唐王朝的国力而言，安史之乱本不应该持续八年，只是唐玄宗与唐肃宗父子瞎指挥，才错过了一次又一次一举平定叛乱的机会，使得唐王朝最终由盛转衰。 第一次瞎指挥，是唐玄宗催促哥舒翰出关，坑死了二十万大军，导致潼关失守，高仙芝、封常清两位名将被处死，唐军自毁长城。 第二次瞎指挥，便是唐肃宗在相州之战中胡乱插手前线军务，导致六十万大军惨败，九镇节度使落荒而逃。 唐肃宗在讨伐安史叛军的前期，可谓是势如破竹，香积寺一战，唐军大败安庆绪的十万燕军，成功收复了两京，并将安史叛军势力逐步压缩至了河北之地。 安庆绪落败后，只能退守相州作困兽之斗，唐军围困相州，引水灌城，迫使安庆绪将帝位让给史思明，让史思明率军南下救援燕军。 到了这时，安史叛军中唯一有战斗力的就只剩下史思明麾下的部队了，只要唐军能打赢史思明，收复河北之地，其余的叛军势力都不足为虑。 在唐肃宗眼中，局势发展至此，大唐是稳赢了，因为在安禄山攻入潼关前，史思明根本不是郭子仪、李光弼的对手。 因此唐肃宗信心满满地调集了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鲁炅、李奂、许叔冀、董秦、李嗣业、季广琛等九镇节度使，与六十万大军出征，试图一战定乾坤。 当时唐王朝的国力还未透支，如果唐肃宗赢了，他是完全有机会改变大唐的历史命运的，最起码可以有效延缓唐朝中后期各地藩镇自立局面出现的时间。 没想到唐肃宗因眼看相州旦夕可下，便忌惮郭子仪等人拥兵自重，害怕平定了安史之乱后，又会出现另外一个叛臣。 于是唐肃宗就以郭子仪和李光弼均为元勋，不好彼此统属为由，不设元帅之职，并派出宦官鱼朝恩指挥九镇兵马，为此，唐肃宗还专门为鱼朝恩设立了一个名为“观军容宣慰黜陟使”的官职。 鱼朝恩不懂兵法，他甫一就任，就让郭子仪的朔方军团去上游挖掘河道，准备水淹相州。 没了朔方军团抵御，史思明直接进逼相州，派出军队袭扰唐军大营，截断了唐军粮道。 唐军围困相州三个月，粮草耗尽，却久攻不下，导致士兵怨声载道，想撤兵回洛阳休整。 就在唐军士气涣散、疲态尽显之时，史思明乘势发起进攻，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等四部奋起反击，与之厮杀。 此时，郭子仪率朔方军团赶到战场增援，准备布阵反击，不料还未来得及列阵，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遮天蔽日。 郭子仪所率主力朔方军被大风冲垮，进而引发了唐军的全线溃败，唐军士兵本已无心作战，见此情景，竟立刻一哄而散。 所幸风沙太大，史思明也未能乘胜追击，郭子仪等这才得以聚集溃军，不至于全军覆没。 事后，鱼朝恩将相州失利的责任全部推到了郭子仪身上，唐肃宗终于得以名正言顺地将郭子仪召还长安，解除了兵权。 因此冯铨提及鱼朝恩故事是相当阴险的，这其中隐藏了一条逻辑，皇帝遣派内臣的本质，就是皇帝无能，无法有效控制军队，才始终无法信任边将。 朱由校心想，冯铨这一句谏言看似平常无奇，实则直击要害，堪称是大奸似忠。 倘或他不愿被比作唐肃宗，那他就该收回成命，如此，既有朝令夕改之嫌，外廷和辽东诸将也不会感激他的好，反而会以为是冯铨劝谏得当。 倘或他承认了自己控制不住边将，必须要宦官出面才能管住关宁军，那他就等于间接承认了自己是唐肃宗第二，将派出去的内臣指为了鱼朝恩。 先不论鱼朝恩在历史上被缢杀于内廷的下场，会不会让那六位被派去辽东的内臣心生警惕，就说这责任归属，朱由校也不能任由自己莫名其妙就被类比了唐肃宗。 如果他的确是效仿唐肃宗故事，那往后关宁军要是打了败仗，外廷不就可以顺利甩锅，把责任都推到他这个皇帝任用宦官上头了吗？ 朱由校的面上不由挤出了一丝冷笑，虽然他有系统加持，但他可不会替外廷承担原本就该由文臣承担的责任。 他不会像唐肃宗父子一样瞎指挥，可军饷粮草，总是要由文臣来筹集的，他这会儿要是松了口，往后粮饷不济，打输了仗，这些外臣指不定还要反过来说他不善纳谏。 他绝不上这个当。 朱由校“啧”了一记，似笑非笑地看向冯铨道，“朕听冯卿言语之间，对那袁崇焕好是一番明贬暗褒，莫非是那袁崇焕联络了冯卿，专令冯卿来朕跟前当说客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