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教我爬树。他把结实的尼龙绳绑在我的腰上，然后让我踩着粗糙的树皮和突出的枝干一步步向上爬。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双脚离地的感觉，很奇异，也很紧张。我很怕自己一不小心踩空摔了下去，或者被坚硬的树皮割破手掌。但是父亲一直在不断温和地鼓励着我，告诉我可以再大胆一些。
“别紧张，艾瑞斯，我会接住你。”父亲微笑着张开双臂，对着腿肚子发颤的我说道。
母亲在我出生没多久就过世了，父亲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信任的人。他全心全意地教导着我，爱着我，他的话总能给予我温暖与勇气，仿佛有他在，我就无所不能。
从被抽中成为“贡品”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我会想如果有他在，即便不是我的导师，只要想到家里有血脉相连的亲人等着我凯旋，我也会拼尽全力甚至不择手段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可是没有。如今，他的小女孩要和当年的他一样踏上未知的残酷舞台，却永远得不到他的支持与关怀了。
再也没有人可以在我身后接住我了。
我在早上八点睁开了眼睛。窗外一片大雾弥漫，米特拉斯的摩天大楼被淹没在流动的洁白之中，只露出了楼顶的尖角。昨天后半夜似乎下了点雨，早上的空气中弥漫着潮湿寒冷的气息。
简单洗漱后，我坐到餐厅享用米特拉斯的最后一顿早饭。从蜂蜜蛋糕到培根鸡蛋卷，再到夹了鱼子酱的面包，在利威尔欲言又止的表情中，我往我的胃里塞了尽可能多的食物。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这可能是我人生最后一顿美食”的顾虑——我只是想做好在竞技场上一整天都吃不到任何东西的准备。
早饭过后，肯尼带着我们来到了贡品公寓的楼顶，等候饥饿游戏的工作人员带走我们。螺旋桨与发动机的声音在雾气中渐渐清晰了起来，印有共和国国徽的黑色的直升飞机缓缓降落在了我们的面前。穿着连体制服、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工作人员在确认了我们的身份后，用黑色的眼罩蒙住了我们的眼睛，领着我们上了直升机。
利威尔和我并排坐着。我很想和他再说说话，毕竟再见面我们就是命运未卜的困兽了。但是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他也没有开口的意思。最后，我们就这么保持着距离与沉默，直到直升机开始降落，然后，耳边嘈杂的声音渐渐淡去。
“利威尔。”我终于鼓起勇气，叫了他的名字。
“怎么？”
“加油吧。”
时间静了一会儿，然后耳边响起了粗糙的塑料布摩挲的声音。他应该站起了身，因为我听到波澜不惊的声音从脑袋顶上传了过来。
“啊，你也是。”
组委会的人进到了直升机里，带走了我们两个人。引导我的一个中年男性，声音浑厚。他带着我拐了好几个弯才摘下了我的眼罩。映入我眼帘的是一间白色的更衣室，以及面前拿着一套衣服的纳拿巴。
“他们今年设计出了不错的参赛服，”纳拿巴微微一笑，“来吧，让我替你换好它们。”
公平起见，我们的参赛服装都是一样的：黑色的针织短袖和连帽夹克衫，深棕色的长裤和柔软的黑色系带皮靴。我的腰间系着坚韧结实的牛皮皮带，右边的腰上别着“掠夺者”——那把可以夺取任何生物生命的黑色□□。组委会还给每个人配了一个黑色的帆布包，里面放着一些最基础的物资，规定只有在抵达竞技场时才能拆开查看。
贴身的短袖是半高领的，足够让我藏起颈上的自由之翼。纳拿巴坚持让我戴着它——她坚信父亲的遗物能够给我带来好运。
“地下区的，到你了。”一个尖厉的声音忽然响在了门口，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抬起头，一个穿着白色连体工作服、皮肤黝黑的女士站在了准备室的门口，用指关节敲了敲玻璃幕墙，示意轮到我了。
参赛选手需要植入追踪器，这是传统，目的是更好地追踪定位选手的位置——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便利组委会回收他们的尸体。
“祝你好运，艾瑞斯。”
纳拿巴替我整理好了衣服，把我的头发在脑后夹好，然后恋恋不舍地抱了抱我。我勉强地挤出了一个笑容，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
“我会的，纳拿巴。谢谢你。”
我跟着女护士进了医疗室。这是一间纯白的舱室，中央放着一把类似牙医诊所都会有的躺椅。我按照女护士的指示躺在了躺椅上，把袖子撸了上去。
“轻点。”我犹豫了一下，小声地嗫嚅道。
女护士挑了挑眉，下一秒闪着银光的针头就扎进了我的小臂皮肤。酸酸麻麻的感觉顺着神经和血管蔓延而上，我瞬间觉得整个胳膊都变得冰凉了起来。哔的一声响起，她拔出了针头，注射了追踪器的皮肤下方闪过转瞬即逝的蓝色荧光。她大手一挥，示意我可以出去了。
我穿好外套，背起背包，跟着组委会的人走向走廊尽头的出发室。我每走一步，都感觉小腿在发颤，心脏更是扑扑地要跳出胸膛。
工作人员打开出发室的门的时候，我的思绪依然游离在外，直到看到了肯尼，才被重新拽回了地面。我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怎么，我不能出现在这里吗，小鸢尾花？”肯尼慢条斯理地说道，“作为导师，我有对你们最后的探视权。”
“不，我是说，”我垂下了眼眸，“你为什么不在利威尔那里？”
肯尼楞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了一声轻哼。他把手插在兜里懒懒地说：“是那家伙让我过来的，他觉得比起他自己，你更需要我的陪伴。”
“才不需要。”我红了脸，嘟囔着把头别向了一边。肯尼没有说什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