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放下报纸，起身开门。 门开了，门外是汪氏安排在酒店负责管理（监视）他们的姚明义和一名身穿旗袍、颜色姣好的女子。 “姚先生，这是？”李实昀问道。 “这位是《沪新闻》的记者修小姐，她此行是专程来采访各位代表的。”姚明义说道。 他看了李实昀一眼“修小姐刚才已经采访了其他代表了，就剩下李代表你了。” 李实昀秒懂，很显然这个《沪新闻》是汉奸报馆，这是汪氏安排的采访。 “修小姐，请。”李实昀赶紧客客气气的请修记者进门，他将茶几上的报纸收拾一下，“有些乱，修记者见笑了。” “修小姐你们忙，有事情喊我就是了。”姚明义微笑说道。 “给姚先生添麻烦了。”修雨曼抿嘴一笑，说道。 “哪里，哪里。”姚明义微笑说道。 …… “李代表，请问，这是你第一次见到汪先生吗？”修雨曼将笔记本放在膝盖上，看了一眼早就写好的提问提纲，问道。 “是的。”李实昀说道，“尽管李某对汪先生崇拜已久，此番确实是第一次面见汪先生。” “能谈一谈你对汪先生的印象吗？”修雨曼问道。 “汪主席是一个非常善于倾听民意的人。”李实昀说道，“他很谦逊，很诚恳，听汪先生讲话令人如沐春风。” 李实昀这番话倒也并非胡乱说，抛开汪氏是汉奸这一点不说，汪在别人讲话时细听，不急于回答，答时总以商量口气，常说：“对不起”，“你看怎样”，力图给人很客气、很诚恳的印象。 可以说，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很容易被汪填海的表象所迷惑。 “看来李代表对汪先生的印象很好啊。”修雨曼微笑说道，她刷刷刷的在笔记本上写着，翻页的时候，却是‘不小心’有一张纸样的东西从笔记本里飘落。 李实昀眼眸一缩，他弯腰帮这位修记者捡起那张纸： 这是半张十元法币。 “半张法币，修记者还留着作甚？”李实昀微笑说道。 “你说这个啊。”修雨曼啊的一声，恍然想起来什么似的，“这是我在法国公园捡到的，只有一半，随手就放进笔记本了，想着能捡到另外半张岂不是就能花销了。” “法国公园哪里？”李实昀好奇问道，“我下次去逛，也去那里碰碰运气。” “厕所门口。”修雨曼不好意思，说道。 “修记者稍等。”李实昀说着，他起身从挂着的西装内兜摸出钱夹子，拿了半张钞票递给修雨曼，“这是我在马思南路捡到的，可惜不是在法国公园，要不然也许和修记者的那半张正好凑一对。” “马思南路在法国公园旁边，说不定凑巧了呢。”修雨曼说道。 两人对视了一眼，暗号完全正确。 两人将两张钞票对在一起，并不凑对。 两人相视一笑，互相伸出右手。 “李实昀同志，你好。” “修同志，你好。” 此次接头，两人手中的钞票本就不是一张钞票分开的，钞票本身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接头信物，暗语才是最重要的。 之所以这么安排，反而提高了接头信物的安全性。 当然了，虽然钞票本身并非是一对，但是，每个人又必须带半张钞票，故而，钞票本身又仍然发挥一定意义上的信物作用。 李实昀当时知道这个接头暗号和信物的安排的时候，也是赞叹不已，言说上海地下党同志就连接头方式都如此奇思妙想，敌人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的，反而会因为惯性思维被带歪了，譬如说坚持认为接头信物正好是一对钞票…… “哪位同志如此聪明？这办法真好。”李实昀赞叹说道。 当时，罗延年同志笑着说道，这是一位已经撤离上海的老同志有鉴于此前大家用的暗语有隐患，他呼吁同志们在接头暗语上、多想想，多下功夫，既不引人注意，又能够有甄别性。 而这个接头方式，正是罗延年受到彭与鸥同志的启发想出来的。 至于说彭与鸥同志，他说是受到一位小同志的启发。 罗延年问那位小同志是哪位？ 彭与鸥不告诉他。 …… “有一件事，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李实昀说道。 “请说。” “汪伪六大仓促结束。”李实昀说道，“但是，敌人的目的已经达到，此后，他们要做的就是在报端宣传，鼓吹，迷惑民众，为他们的卖国行为粉饰。” “这一点是肯定的。”修雨曼说道，“我所在的报馆已经接到通知了，事实上今天来采访你们，这就是敌人在为后面的舆论宣传做准备了。” “还要小心敌人对爱国报馆和新闻工作者的迫害。”李实昀提醒说道，“与我一同参会的有一个《天津汇报》的女记者，她可能会留在上海，参与汪伪对新闻界的整治。” “你对这个人了解多少？”修雨曼立刻问道。 “这个女人叫任芳萍。”李实昀说道，“我对此人了解不多，不过，听其他人提及过，任芳萍心狠手辣，她坚持认为要对抗日报馆行血腥镇压，杜绝一切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