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 凡是有里甲良姓筑堡设寨的，纷纷下令拆毁营栅，叫庄户指认为富不仁的大户良家，一旦被指，便蜂拥入寨，捣毁宅院搬空钱粮。 他们仅将所掠两成分给邻家，随后强征百姓将钱粮物资送至西固左近。 人们担惊受怕了整整一宿，火炮轰击城垛一直打到清晨，待城墙上站不住人，架起长梯攀城而上，西固城旋即陷落。 随后西贼才露出他们的真面目，驱使各地聚集而来的数万百姓拆砖刨土，将城平了。 不少人分粮分钱的时候还挺乐呵，但到了干活儿的时候就不乐意了，本来一宿就没睡好觉，还让出这平城的大体力活儿，那百姓能不跑吗？ 好在西寇也不拦着，好几千人就带着贼人分给的钱粮跑到兰州城来。 大伙儿在西固是贼人逼着他们出体力活，好歹还给了钱粮；谁承想跑到兰州见着官军了，不给钱粮就算了，还让人无偿出这大体力活儿。 这谁受得了啊！ 张全昌很无奈，既生气又觉得好笑。 生气的自然是刘承宗要把西固城平了，这城堡是拆起来容易建得难，只要人手足，三两日一座城说平就平了，但要想再把城修起来，没个一年半载根本修不成。 至于好笑的地方，则是嘲笑刘承宗。 张全昌也是跟着练国事在陕西各地转战两年，见惯了陕北是什么模样。 就刘承宗这套东西，如果是在太行山以西、六盘山以东的任何地方，没被抢的老百姓心里绝对感恩戴德，往后过年都得在灶台上供上刘承宗的画像。 但这里是兰州，是除了天启元年下了场大雨淹毁田地之外，往后十二年，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兰州。 刘承宗想在这儿靠这套陕北祖传手艺蛊惑人心，根本就行不通。 老百姓在家好好坐着，突然贼兵杀到，把人家邻居、东家甚至是亲戚害了，害了也就害了，还把沾血的钱粮分给乡邻。 说句难听话在兰州，就算是游手好闲的短工也不差那俩月粮，更别说佃户了。 一样的行动，在兰州和在陕北有本质上的差别。 不过张全昌脸上的傻笑很快也凝固了。 这些兰州百姓从西边跑到东边，一听说乡下人不给进城还得挖壕修墙，吃得没西边好就算了，守城的残兵败卒还讹诈抢夺我们的钱粮！ 一日之内其中九成又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全往西边跑了。 除了老弱妇孺，剩下的青壮拦都拦不住。 张全昌后知后觉，刘承宗确实很难在兰州靠小恩小惠邀买人心，但朝廷好像更不得人心。 站在百姓的角度上，西贼是抢了家乡附近最富有的邻居没错，但可比刀子砍别人身上不疼，三饷收在自己头上那可真是十指连心。 负责平西固城的是王文秀，起初他眼看十里八乡的百姓跑了好几千，也没啥好办法。 渡河前刘承宗早有交代，平城掠地可以放慢进度，但务必严格军纪，让百姓知道元帅府打过来好处不多，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坏处也不大。 愿意听话做事的百姓，就按雇工给粮给钱，不听话不愿做事的百姓，也放任自流。 逃走的百姓重新回到西固，有些人躲进南边山地，还有些硬着头皮过来跟元帅府的士兵搭话，问现在还招不招人平城。 等步营军士把情况报告到王文秀这，王文秀不禁大声笑了起来：“招，薪照给粮照吃，把城平咯！” 而在黄河对岸白塔山立下帅帐的刘承宗，看到对岸有人逃又有人走，也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 战争本身对生产、治安的破坏难以避免，旱灾对兰州的影响很小，百姓依然是朝廷子民，而他在这里，则被人冠以叛贼巨寇的称号，不能对百姓有太多奢望。 他不需要人们站在他这边、跟着他抛家舍业闹叛乱，更不可能期待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只要能让大多数仍处在太平年景里的百姓观望局势，甚至能在心里想一下，刘承宗确实不太好，但好像也没那么坏。 对他来说就足够了。 小地主出身的刘承宗心里最清楚，天底下跟他矛盾最大的人，就是士绅地主文武官僚，这些人也是他东进最大的绊脚石和助力。 因为他缺粮，这些人恰好有粮；百姓缺地，这些人恰好有地。 而这些人有恰恰是最弱小且虚张声势的一批人，他们只是上能掌握权力下能沟通百姓，所以看上去无比强大，实则只是比普通百姓强上一丁点儿。 这种力量是借来的，来源是芸芸众生的恐惧与希望。 百姓对死亡心生恐惧、对生存拥有向往，而单个的人或家庭不能成事，所以会在变乱之时依附在能率领他们活命的人身边。 依附于大户士绅，就是抗拒自守的堡寨；依附于奋起豪杰，就是四出掠食的流贼；而依附于军队吃粮，就会变成东征西讨的官军。 一夫之力是随风飘荡的野草，万夫之力是左右天下的洪流。 刘承宗就是这种力量的受益者，他清楚这种力量从何而来，也清楚如何将这种力量剥离。 人们不该对死亡感到恐惧，没有对死亡的恐惧，自然也没有对生存的向往，他们本来就该活着。 只要元帅府能不让百姓感到恐惧，又能让所有人知道，跟着士绅大户反倒不安全，就能完成分化，不能集人之力的士绅，就只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