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福德奖中的数学奖和天文学奖在同一年同时颁发给一个人。
这也太不可思议太疯狂了，难怪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科学委员会组织会一直将克拉福德奖的颁奖时间从五月份延期到十二月份。
这意义，不亚于在同一年同时获得两个诺贝尔奖。
等再过两天消息正式传递出去的时候，热度会爆炸的。
重复确认了获奖信息没错后，徐川放下了手机，瞪着眼看着窗外。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科学委员会做了个真大胆的决定，搞的他都有些不自信了。
这种打破历史和潜规则的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去干的。
更何况，他今年才十八岁，要到十二月才十九岁。
将一份世界级的大奖颁发给一个这样的年轻学者，就已经承受很大的压力了，而在此基础上，将数学奖和天文学奖同时颁发给他，可以说承受的压力会直接拉满。
就连获得这份奖项的徐川，也忍不住感叹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大胆。
他这份历史记录，恐怕以后没有人能打破了。
将克拉福德数学奖和克拉福德天文学奖同时颁发给徐川，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科学委员会组织争论了大半年的结果。
尽管这很大胆，也打破了以往的规则，但却是在情理之中。
在距离2012年将克拉福德数学奖颁发给陶哲轩后，距今已经过去了足足四年的时间，尽管2014颁发过一次菲尔兹奖，但说实话，在这四年的时间中，优秀到无以复加肯定能拿到克拉福德数学奖的其实成果并没有。
2014年的菲尔兹奖得主的成果也都并非完整的解决了某个问题，相比较那些获奖者解决的问题，他们在以往对数学的贡献才是关键的。
可相比较菲尔兹奖，克拉福德奖更注重完整的成果一些。
而在此基础上，完整的解决掉了weyl-berry猜想的徐川毫无疑问落入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科学委员会组织的眼中。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的数学猜想。
尽管它的名声不显，远不如弱哥德巴赫猜想、孪生素数猜想、希尔伯特二十三问这些排名近似的猜想大。
但在难度方面，weyl—berry猜想的难度在这些问题中完全可以排进前三。
日不落国的皇家学会会员e.b. davies教授等人曾称这个问题为“极为困难”的问题，可见它的难度名不虚传。
相对比那些对以往的数学贡献，而完整的weyl-berry猜想无疑更让瑞典皇家科学院科学委员会重视。
但不得不说，徐川的年龄实在太小了，以至于瑞典皇家科学院科学委员会在二月份普林斯顿交流会后一直争论到了五六月份。
当五六月份的克拉福德数学奖定下来的时候，徐川在天文学界的研究出来了。
他观测和计算到了参宿四这颗红超巨星的天体内竟然存在着另一颗伴生恒星。
这对于当时的天文学界来说无疑是最爆炸的消息。
尽管按照以往天文界的判断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从未有人观察到过这类恒星。
因为大质量的恒星在晚年时会进行膨胀，哪怕是周边有伴生恒星，也会被吞噬而跌落进母恒星的内核中。
这种被晚年恒星吞噬，却依旧保持着自己的运行轨道的伴生恒星，存在的概率理论上来说实在太小了。
而且更关键的是，伴生恒星被晚年的大质量恒星包裹住后，要想再通过普通的天文观测手段观测到，难度就一下子增大了无数倍。
如果不是徐川利用xu-weyl-berry定理精算天体参数的方法完成了计算，恐怕人类要发现这颗伴生恒星不知道要多久。
或许一直到参宿四超新星爆发都发现不了。
这很正常。
因为晚年的参宿四，体积和直径依旧是在不断扩大的，而随着外围氢包层的扩大，伴生恒星隐藏的位置就会越来越深。
现在能观察到的一些异常数据与天文现象，或许在未来就观测不到了。
而这一发现，瞬间就让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评审天文学奖的科学委员会的教授都懵了。
这战火，怎么一下子就从数学那边烧到他们身上了？
今年的天文学奖，其实早就已经定下来了。
来自新西兰坎特贝里大学的罗伊·克尔教授，以及米国斯坦福大学的罗杰·布兰福德教授因对“旋转的黑洞（有角动量的黑洞）及其影响”研究有功而共享天文学奖。
这本是今年的克拉福德天文学奖。
但现在，旋转的黑洞（有角动量的黑洞）及其影响，对比起‘参宿四的氢包层内存在一颗伴生恒星’这一发现，重量就远远不如了。
当然，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这大概率并不会影响到已经选定了的结果。
顶多会让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评审天文学奖的科学委员会提前确认四年后的克拉福德天文学奖。
但紧随其后的，是在发现参宿四的氢包层内存在一颗伴星时使用的方法。
xu-weyl-berry定理精算天体参数的方法一出世，就惊艳了整个天文学界和天文物理界。
以前可从来都没有人想过，能利用一种笼统的数学方法，将遥远在数百数千甚至是万亿光年外的星体信息计算出来。
不仅仅是计算，而且相对于那些古老的方法来说，更加精确。
这才是最重要的。
引用《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年度评论》期刊的审稿人萨尔·波尔马特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