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茨自然知道西里西亚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能做的却是不多，可以说西里西亚贫穷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制度、传统观念、技术、国家政策、天灾人祸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便是从腓特烈大帝时期一直延续至今的包税人制度，其次家庭手工业被近代工业冲击是无法避免的，技术的革新与机械的发明更加剧了如今的困境。
同时柏林方面对于西里西亚的索取过多，而补贴又太少，甚至还故意限制其发展。
这不只是因为这块土地是从奥地利夺来的，更因为上面生活着大量波兰人。
按照当时的估计，在十九世纪初的五十年里，普鲁士政府至少从西里西亚一地拿走了超过十亿法郎的钱款和物资。
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相当于这个小小的省份每年上缴了相当于半个匈牙利的税收。
然后就是天灾致使普鲁士部分地区歉收，但只有西里西亚饿死的人数最多。其中1841年为2000人、1842年为3000人、1843年为6000人，到1844年再次歉收
其中普鲁士政府和当地贵族也一直扮演着反派的角色；老爷们隐瞒了当地的实际情况，而柏林高层派来的巡视人员则是玩忽职守，并没有经过调查便草率地向上面提交了报告。
赈济工作也是十分可笑，从1838年之后西里西亚的饥荒终于掩盖不住了。政府调拨钱款给当地贵族，后者直接用其来改种饲料，导致粮价进一步上涨。
之后还给受灾的民众送过种子、衣服和纸张。要知道当时的织工几乎都没有任何文化，手中更没有笔，而纸只能用来擦屁股，还被嫌弃太硬。
这里顺带提一句，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厕纸是1857年才开始普及的。此时的欧洲在如厕后的工具可谓是千奇百怪，其中最离谱的一种应该就是鹅颈。
没错那些国王会用天鹅的脖子擦屁股，据说这会让屁股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快感。
“用其做厕纸既有绒毛的柔软，又有鹅身上的温度，这种温暖会通过大肠小肠，直达大脑和心脏。”——尹丽莎白一世时期权臣约翰·哈林顿。
弗兰茨自从知晓了这个故事之后，便再也无法直视天鹅颈这个词了。
回到正题，1843年有上万织工受灾，结果当地政府仅仅送来了146公斤冻坏的烂土豆，致使数千人饿死。
此时的西里西亚比历史上好的一点是，奥地利身处德意志关税同盟之中，而弗兰茨又大力宣传移民政策，所以本该被饿死的人中一多半都去了奥地利。
相比这位未来的储君，此时还有他人更加关注这个普鲁士纺织业中心的动向，那就是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和现任波兰复国军首领兰德雷·普罗米。
前者关注这一点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要报矿工罢工事件时的一箭之仇。
毕竟此时的欧罗巴还处于“和平时期”，在大家没撕破脸之前只能是在背后搞一搞小动作。
不过既然有了搞法国人的经验，对付普鲁士人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再加上汉诺威方面暧昧的态度，这让英国人的行动事半功倍，很快就有大量的武器和弹药流入到西里西亚地区。
同时他们派遣的间谍也开始扇动织工们发动暴动，不过很快就发现那些处在破产边缘的人群根本连一颗火星都不需要。
吃不起饭活不下去的织工们早就是一座随时等待喷发的火山了，而且普鲁士当地政府显然没有做好应对之策。
但只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织工人数的群体太小，并且呈不断下降趋势，此时只有三万多人，就算能全部组织起来也不见得能对普鲁士王国造成多大影响。
而且这些人以小孩、妇女、老人居多，且其中三分之二的人身体存在不同程度的畸形；几乎所有人都有肺部疾病，战斗力和破坏力都十分有限。
同时由于分属于很多领主，相互距离较远，所以难以组织。
波兰复国军会盯上西里西亚自然是有伦敦的一份功劳，虽然英法同盟没有形成，但波兰却是成功搭上了英国这条线。
在大不列颠一方看来欧洲自然是越混乱越快乐，而波兰无疑是此时最适合的搅屎棍。
只不过在兰德雷·普罗米眼中，西里西亚的织工价值有限，他们没法捐钱捐物给波兰复国军，同时也缺乏远大理想——复兴波兰。
而且此时波兰的复国运动正处于低潮，得罪普鲁士显然不是什么太明智的选择，至于英法的许诺他也看不到有什么诚意。
于是乎兰德雷·普罗米不打算趟织工起义这趟浑水，他将精力更多用在了扶植当地亲波兰势力上。
此时柏林宫廷对于西里西亚正在酝酿的一切毫不知情，威廉四世还在等着他的财政大臣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胜利归来的消息。
毕竟垄断英国商品的经销权，曲线救国这条道路也不错。当时的德意志地区对英吉利的商品有一种迷之崇拜，而法国货则是奢侈的代名词。
奥地利货是廉价的工业品，本地货则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历史上的德国工业是靠彷制起家的，不过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但此时这个过程显然要慢得多，因为市场上到处都是奥国的工业品。
奥货又好又廉价，让制假收益不高，彷制的困难也非常大，更怕的是这个国家有跨国执法的能力。
不过对于贵族和民众来说却是好事，毕竟谁不想用最少的花费买到最好的商品呢？
但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讲，却并非益事；因为这意味着它们不得不依赖奥地利的生产能力。
如果两国发生矛盾，自己将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