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卫灵公去世。
按照卫灵公的生前口谕,其子郢被立为国君。公子郢是蒯聩的庶弟,温良恭谨,是位谦和君子,足堪大任。不料,公子郢却一再推辞,认为自己才不足以立国。他还提议,太子的儿子已经成年,由他继承大位正合适。
南子无奈,只得立蒯聩的儿子蒯辄为君,后世称为卫出公。
得知此事,赵鞅马上做出反应。在他看来,不好好利用这个时机,恐怕日后再也找不到更适合的机会了。
六月,赵鞅派阳虎把蒯聩送往卫国的戚邑。离开戚邑时,阳虎把蒯聩及随行的八人化装成卫国人,身穿丧服,假装成去晋国迎太子返回都城。卫国人听闻蒯聩归国,奉国君之命发兵击蒯聩。
由于事先没有预料到卫国人反应如此激烈,阳虎等人势单力弱,只得打消入卫国都城的念头,退居戚邑自保。卫国人也不追赶,退兵回城。
赵鞅的希望再次落空。
这一次,君位之争的对象是父子。按照周礼,蒯辄已被立为国君,他的卫国国君的身份已然具备了合法性。蒯聩虽曾是太子,但他已经逃亡离境,失去了成为国君的资格。所以,儿子拒父亲是合理合礼也合法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八月,齐国调集粮草,郑国人负责押运,准备送给士氏。截获情报,来不及调集大军,赵鞅率领轻骑和部分战车迅速赶往,意在截夺粮草,断绝士氏的补给。远远就有探子来报,郑国的运粮队正在前方五里处驻扎,赵鞅命军士缓行,驻军戚邑铁丘。
据了解,此次郑国所率军士,皆是军中精锐,大都勇猛精干,个个能骑善射。相形之下,由于太过匆忙,赵鞅所率部,除了家兵,公室所属并无几人。无论作战能力还是人数,后者都处下风。
阳虎和蒯聩也来了,戚地还有蒯聩的部分亲信旧部可供调遣,勉强算是多凑了几个人。
阳虎提议,由于我军兵车少,应该先布好阵势,遍插旌旗,以逸待劳,迎接郑军。对方不知我军虚实,看到旌旗招展,军容严整,必定心生恐惧。我军可趁机发难,把他们打个措手不及,在士气上抢占上风。
赵鞅一想,此计不错,欣然采纳。
转念一想,即使这个计谋奏效,对方总的人数仍在己方之上,赵鞅又变得忐忑不安。行军打仗不是儿戏,而今大敌当前,气势就比对方矮了半截,何来底气?竞技场上的底气只有一个——实力。
人在惶恐无助时,通常会寄托于超自然的力量。今天如此,过去那个生产力落后对大自然认知十分有限的年代更是如此。
赵鞅请人占卜。
占卜有龟占和蓍草卜筮两种,通常认为第一种更正式更准确。龟占就是用火烧龟壳,通过产生的裂纹判定吉凶。谁知老天爷偷懒,龟壳被烧坏了,黢黑一片,哪里有纹路可看?
赵鞅无奈,只得放弃占卜。看来此役是天意不明,只能依靠人事了。
以少胜多的战役,赵鞅虽未亲身经历,多少也听说过。没有强大的实力,只有依靠高昂的气势、蓬勃的勇气、不畏惧死亡的血气,才有可能赢取胜利。
激励将士,无非名利爵位。生死当前,任何长远目标都是缥缈虚幻的,因为谁都不知道明天是否还有命。唯有美人钱财最实在的,在激发人的斗志方面可说是立杆见影。越是庸俗的,越能简单粗暴的催动人类内心潜藏着的兽性,把杀戮当成享受,把人命当作筹码,换取成为人上人的门票。
经过反复思量,终于想到对策。面对众位军士,赵鞅发表了这样一番战争动员——
“士氏、中行氏违背天命,斩杀百姓,想在晋国专权,取代国君。从前,郑国是我国的盟友,我们国君依仗着郑国得到庇护。现在郑国无道,弃君助臣,我们决定顺从天命,服从君令,推行德义,消除耻辱,就在此战。
若能克敌,上大夫授县,下大夫授郡(注:春秋时,县大于郡,一县约等于四郡。到了战国则相反,郡大于县。),士得田十万亩,庶人工商可做官,奴隶重获自由。
若志父(晋阳被围后,赵鞅自称‘志父’)能战胜敌人,免于问罪。若是战败有罪,就用绞刑把我诛戮。请以下卿之礼把我下葬——用三寸厚的桐木棺,不用衬版和外椁,用没有装饰的马装运棺材,不要归葬本族的墓地。”
赵鞅所说,大约分为几层意思:
1我军是正义之师,郑军则是逆德背天。此役是讨不义诛祸乱,我们在道义上是占据高点的。
2若能克敌,论功封赏授爵。
3如果打胜仗,荣誉奖赏为众人所有;如果失败了,责任归赵鞅,本人甘愿受罚。
赵鞅的这段话,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意义。
他是第一个提出凭军功授爵的卿大夫,尤其他还担任晋国的中军佐。春秋时期,礼乐虽坏,英雄还是要问出处,出身仍是决定个人升迁的重要因素。某些职务以上,为贵族世家垄断,出身成为寒微者施展宏图大志的拦路虎。
整个春秋期间,跻身晋国卿位者共72人。除了赵家的家臣臾骈,还有两名普通出身的一共3人位列卿士,其余69人都出自豪门卿族。
楚国更是如此。否则,足智多谋的范蠡也不必背井离乡去到偏居一隅的越国谋求发展。楚国地大兵多,如果能成为楚王的座上宾,纵横捭阖,图谋中原,说不定范蠡能在商鞅之前先把楚国变得国富兵强,在七国中拔得头筹,有朝一日取代秦国成为统一六国的佼佼者。毕竟,历史是由人书写的。
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楚国一直是强国,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疆域最广大的诸侯国。在地面战争为主的冷兵器时代,领地辽阔意味着拥有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