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各类生物基因，但这些基因显然无法直接应用于当前世界，因为那些生物无法适应此地独特的天地规则。正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揭示的自然法则，生物的生存与繁衍深受环境影响。
我们每一个人在上高中的时候都学过生物这门课程，高中生物课程中的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会用到一种酶，dna聚合酶——tap酶。如果要在高温环境下实现dna复制这一生物学过程，关键在于寻觅一种能够耐受高温而不失活性的dna聚合酶。常规生物体内的酶在高温条件下往往会发生变性，丧失功能。然而，生命的多样性与适应性使得某些特殊生物能够在地球上的高温环境中生存，它们体内所蕴含的耐高温酶类，尤其是dna聚合酶，成为了科研人员破解高温复制难题的珍贵线索。
科学家们的目光聚焦于地球上最极端的生态系统之一——黄石公园的热泉。这里的热泉温度远超常温，部分区域甚至接近沸腾状态，然而却奇迹般地孕育着生机勃勃的微生物群落。这些生物经过亿万年的演化，适应了高温的特殊环境，其细胞内蕴含的酶类，包括dna聚合酶，自然具备了超乎寻常的耐热特性。在这些极端生物中寻找耐高温dna聚合酶，是解决高温dna复制问题的理想途径。
海洋深处的热液喷口同样为寻找耐高温生物及其酶提供了丰富宝库。深海热泉生态系统位于海底，那里压力巨大，温度极高，局部可达令人咋舌的300摄氏度。尽管环境严酷，这里却活跃着各种奇特的生物，它们依赖热泉喷涌出的富含硫化物和重金属离子的流体存活。这些生物同样演化出了能够在高温高压下保持功能的酶系，包括耐高温dna聚合酶。
然而，当我们设想将普通动物置于300摄氏度的环境中生存时，答案无疑是灾难性的。人类和其他大多数生物体的生理结构和酶系统均设计于适宜的温度范围，通常为五十摄氏度以下，远低于热泉的高温。暴露在如此极端条件下，生物体内的蛋白质会迅速变性失活，细胞膜破裂，生命活动瞬间崩溃。反之，将这些耐高温生物置于我们所谓的“正常”环境中，它们也无法生存。低温会导致其酶活性大幅下降，新陈代谢减缓甚至停滞，最终导致生物死亡。这生动地印证了“一方水土养一方生物”的生态规律，每个物种都有其特定的生存条件，偏离这些条件，生命将难以维系。所以刘宏与雅兰就会面临一个难题：他们手中的基因样本数量有限，不足以构建出能够适应这个世界环境和天地法则的生物。
因此，雅兰与刘宏面临着一个关键抉择：究竟是选择工业制造的稳定持久，还是生化科技的快速扩张？前者虽耗资巨大、增速缓慢，但能确保劳动力的可控与长期稳定；后者虽成本低廉、增殖迅猛，却面临生态适应性问题。在这场工业和生化的博弈中，他们必须权衡利弊，慎重决策，以确保文明复兴计划既能顺利推进，又能与世界的法则不冲突。
刘宏深知，无论选择哪条路径，都需解决核心问题：如何在遵守世界法则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创造出既能高效劳动又能适应环境的生命形态或机械实体。这不仅需要对当前世界的生物生态有深入理解，还要具备跨宇宙文明科技的融合创新能力。或许，真正的解决方案并非二选一，而是探寻一条结合两者优点、规避两者风险的全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