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陈留郡圉县人。蔡邕出生在一个公务员世家，家中几代人历经200年都在朝廷当官，其中不乏朝中重臣。
父亲蔡棱曾任新蔡县令，身后的家庭资源和文化底蕴为蔡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当同龄小孩在清汤里找米吃时，他已经坐在书堆里“咬文嚼字”了。随着蔡邕长大，父亲联系东汉六朝元老、当朝太傅胡广，让他成为自己儿子的导师。
在名师的教导下，蔡邕博学多闻，不仅喜欢文学、学术、天文，还有音乐技能。
他的名声传到了汉桓帝耳朵里，于是被召进宫给汉桓帝弹琴。但是蔡邕知道桓帝是恃宠骄横的佞臣，不愿意与之同流合污，走到都城附近的偃师时，就谎称生病跑回了家。
回家后，蔡邕为了不掺和进朝堂的政治风波，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拒绝一切社交，开始了宅男式的隐居生活。
在这期间，他受东方朔、杨雄、班固、崔骃等人的启发，汲取百家之言，肯定正确的说法，否定错误的说法，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创作了《独断》。
公元171年，隐居多年的蔡邕终于在38岁时当官了。征召他的是东汉名臣乔玄。乔玄文武全才，为官清廉，全无槽点。
于是这次蔡邕接受了征召，成了乔玄的参谋，他也受到了乔玄的赏识。后来又出任河平长、郎中、议郎等官职。
蔡邕还在官场上结识了曹操。两人虽然相差20岁，但却成了忘年交，曹操尊蔡邕为老师，还经常在蔡邕家蹭吃蹭喝，习文弄墨。
在东汉皇家图书馆东观校书室，蔡邕发现典藏的书籍很多，由于年代久远，很多知识都出现了偏差。
于是公元175年，在汉灵帝的授权下，蔡邕带着一帮东汉顶级大儒校正儒家书籍，他们校对了《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
蔡邕将整理校定好的典籍，先用朱砂誊写在石碑之上，然后又吩咐工匠按图加工，每刻好一块就立在太学门口。
这46块石碑被后世称为“熹平石经”，也是中国最早的官刻儒家石经。熹平石经一出，轰动京师洛阳乃至全国，太学门前成为了学子们的网红打卡点，无数人乘车前来观摩，甚至造成了交通堵塞。
公元176年，洪灾等自然灾害频发，于是汉灵帝专门召开紧急会议，让群臣们提出治理国家的建议。
当时蔡邕的官职是议郎，也就是皇帝的顾问，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岗位职责，一口气上书，举报了好几个没节操的同事，说他们贿赂宦官、贪赃枉法。
奏章不幸被宦官曹节偷看到，蔡邕一下子就暴露了，被他举报的人都恨得牙根痒痒，准备对他进行打击报复。
后来宦官王甫瞅准机会诬陷蔡邕和他叔父蔡质。蔡邕全家人被放逐到朔方郡，王甫的女婿又派杀手追杀蔡邕。
不过那时蔡邕已经名扬海内，杀手不肯下手，蔡邕才逃过一劫。之后蔡邕遇到国家大事想返乡时，又被诬陷诽谤政府，于是他又整整离家逃亡了12年。
蔡邕的焦尾琴也是在这逃亡时制成的。
有一天，蔡邕听到有人烧桐木，他从声响判断出是块好木材，于是把烧了一半的木头抢救了出来，制成了一把琴。果然琴声动听，甚至胜过皇宫中的名琴。
由于琴尾还有之前烧过的痕迹，所以这琴被称为“焦尾琴”，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名琴之一。
到了汉灵帝去世，董卓掌握了大权，他一直对蔡邕的名声有所耳闻。于是又想征召他，蔡邕还是用老借口推说有病不能去。
被拒绝的董卓心态炸裂，威胁蔡邕要灭他三族，蔡邕不得已只好重返职场。董卓对蔡邕倒是非常重视，短时间内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进行了一连串升迁的大动作。
公元192年，董卓被王允和吕布联手扳倒。董卓被杀时，蔡邕正在司徒王允家做客。听说董卓被杀，蔡邕不由叹了口气，这却被王允逮住了把柄。
王允因此将他逮捕，并打算处死他。蔡邕请求留自己一命以完成《汉书》，太尉马日磾等都为其求情。
但王允称蔡邕为“佞臣”，认为他若撰写史书，不仅无益于皇帝的圣德，还会使王允日后受到讥讽。于是，60岁的蔡邕就这样死在了狱中。
蔡邕死后，他的女儿蔡文姬流落边塞，被献给了匈奴左贤王。生前的好友曹操还特意用2200黄金和一对白璧把蔡文姬赎了回来。
蔡邕虽然枉死，但他的才华依旧为后世所称颂。他所创的“飞白书体”被书评家评为“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他在词赋上的成就也使他获得了“汉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家”的美名。那本未完成的《汉书》可能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被诅咒的将门#历史#李广#小知识】
提到“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人们往往都会联想到功高不赏、命运多舛。
如果说冯唐是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代名词，那么让匈奴人闻风丧胆的汉飞将军李广家族的遭遇，可不是一句“生不逢时”就能概括得了的。
李广是陇西成纪人，先祖为秦朝名将李信。李广家族世代传习射箭，他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骑射才能，汉文帝时期就因功被封为中郎。
李广一生与匈奴作战无数，屡立战功，被匈奴人称为“飞将军”，但他至死也未能封侯，留下了“李广难封”的遗憾。
李广的悲惨结局并不是家族厄运的终结。仅在他死后20年，他的儿子、孙子也相继死于自己人之手，整个李氏家族从此烟消云散。
李广的堂弟李蔡虽官至丞相，但也因侵占景帝陵园地而自杀；他的儿子李敢因得罪大将军卫青，被霍去病射杀；他的孙子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全家被汉武帝族灭。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李广家族的悲剧作了完整的实录，认为李广家族的悲剧不仅是个人性格和时代因素的产物，还与汉武帝的用人制度和军功制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