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绝对真理，始终都只是我们对自然规律的抽象化总结。”
朱简烜最后的总结说的非常保守。
毕竟现在只是十八世纪。
现在只要能够真正理解自己这句话，那至少应该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或者说是机械唯物主义者了。
在这个时代已经算是非常先进的思想了。
朱简烜希望自己的这些弟子们，至少应该都是比较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若是将物理或者其他的概念，视为一种绝对的真理或者当做世界本质，就可能会倒退到朴素唯物主义。
甚至可能跳到唯心主义得范畴去。
按照朱简烜的经验，现实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唯心的，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并不多。
即便是前世以唯物主义为倒向的普及教育，让大量的普通学生觉得唯物主义是对的，进而相信自己也是个唯物主义者。
但他们大部分人的内心仍然是唯心的。
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觉得欧洲人有科学思想，所以欧洲产生了近现代科学。
同时中国人没有科学思想，所以也没有现代科学。
这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逻辑。
唯物主义者的逻辑应该是反过来的，是欧洲的科学发展孕育出了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又反过来继续指导科学研究。
与此同时，“科学思想”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深奥复杂概念。
科学同样也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概念。
发自内心的觉得科学高大上的人，很可能也有唯心主义倾向。
将“科学”、“科学思想”当做是引导世界发展的根本，就是典型的客观唯心思想。
太阳每天东升西落，月亮每个月循环一次阴晴圆缺，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这些最简单的认识都是科学。
把种子埋在土里，浇水施肥就能让其发芽，拔掉杂草能让庄稼长得更好，这仍然是科学。
挨打且无法还手的时候，知道找墙角抱头蹲防，也可以是科学研究的范畴。
黄宗羲通过推算日月食的时间，判断尚书里面有古人作伪，因为上面的日月食记载与核算对不上，这还是科学的范畴。
所以，中国古代本来就是有科学的，自然也会有与之对应的科学思想。
只是没有自行孕育出西方近代形成的那套思维方式。
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也没有独自孕育出来。
西方科学是发端于中东、希腊，由很多个国家和文明互相交流影响产生。
中国也是有自己独立孕育的“高级”科学思想的，最起码在宋明两代时期属于非常高级的“思想”。
因为社会现实决定社会意识，而宋明时期的神洲科技水平，在全世界范围都是相对较高的。
比如说，王阳明同时代的气学家罗钦顺认为：
“心虽有灵明，但也是一物。心之官则思，能推见事物之数，究知事物之理。”
“有此物即有此理，无此物即无此理。”
“格物是格天下之物，不是格此心；穷理是穷天下事物之理，不是穷心中之理。”
“须就天地万物上讲求其理，要理所当然的将人心、鸟兽、草木、金石、天地视为相同的东西。
“方可谓之物格知至，方可谓之知性知天，不然只是揣摩臆度而已。”
这已经接近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范畴，开始立场鲜明的反对传统的唯心主义了。
崇祯年间的王夫之认为，存在是绝对的，虚无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
王夫之反对“先验论”，认为应该凭借自己的感官去观察世界，用心去思考和分析，进而获得事物的“理”。
“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
“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导师将王夫之与黑格尔相提并论，并用于王夫之相似的逻辑描述学习和形成正确思想的过程:
“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
“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
“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
但是罗钦顺、王夫之这些学者，在明朝的时候属于“气学”。
是排在心学、理学之后的第三名，也就是不想关的人基本不了解的那种第三名。
不是当时思想的真正主流，也不被当时的朝廷特别赏识。
因为皇帝觉得自己对这种思想没有需求，自然不会专门推动和引导其继续发展。
当时也只有一个正统朝廷，也没有别的朝廷做另外的选择，所以探讨也就止步于第一个阶段的理论层面了。
清朝前中期在政治上推行八旗为本，宣传骑射立国，思想上流行“训诂”，也就是考据。
科技发展上逐步彻底落后于世界，思想辩证层面的探讨也趋于停滞。
自然也不会自己孕育与欧洲相同水平的科学思想。
这个世界的崇祯皇帝，在坐稳了自己的位置之后，就把“气学”扶正成了正统思想。
把罗钦顺和王夫之的理论直接列入了科举范畴。
崇祯需要工商业发展、需要科技发展，所以对支持“格天下之物，穷天下事物之理”的思想有需求。
再加上大明与欧洲的交流更加频繁，欧洲的技术和思想也能成为了参考对象。
科学是哲学的根基，科技发展是科学思想的根基。
大明的商业和手工业发展不断加速，大明的“气学”理论探讨，也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有需求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