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一身道袍，背上还背着一个我，旅店前台不动声色地打量了我们一会儿，才说只剩下两个单间，问我们要几个。
我身无分文，想着开一间节约一些，前台却好像心领神会一般，微笑着点点头。
王也忽然说，还是开两间吧。
我可以睡地板。我说。
王也说，睡什么地板，给我睡床去。
我还想再争取一下，就被他硬生生地拽走了。
那天晚上我洗过澡，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凌晨五点的时候，我推开窗户。
我的腿已经恢复了一些，于是沿着水管轻手轻脚地往下爬。临走时我回头望了一眼王也房间的窗户，傻不愣登地笑了一阵，虽然被他看见那么狼狈不堪的样子非常丢脸，但老实说，他来救我这件事让我觉得自己活得不是毫无意义的，至少，有人牵挂着我。
如果那时王也打开窗户往外看，大概能看到我傻得无边无际的笑脸。
想想还是挺丢人的。
我在房间留了纸条，告诉他不用为我担心。
顺便……说了些别的。
黎明时分的晨曦在远处的地平线浮动，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那片即将到来的灿烂阳光走去，我不再想关于死的事情，他来救我，我要好好地活下去。
也许有一天我会去北方，去他的家乡，看一看雪，再和他见上一面。
此时此刻，我正躲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王震球被西南地区的负责人下了命令，要尽快带我回公司，他于是装模作样地到处找我，美名其曰广撒网，我是在他寄来的新手机上知道这个消息的。
那天我在夜市卖蓝色小药丸，几个结伴出来旅行的女孩闹闹哄哄地出现在我的摊位前，她们笑着丢下一个包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裹，告诉我这是一个金色头发的小哥托她们送来的，我本想谢谢她们，扫了一眼满目的保健药物，只好作罢，转而向她们道谢。
包裹层层剥开，里面是一个崭新的手机，锁屏是王震球在我们去贵州的火车时给我拍的一张照片，我笑得很开心，但总觉得自己看自己很别扭，却因为不知道换别的什么锁屏，久而久之，就忘记了这茬事。
通讯录里只有王震球的电话号码，还是他自己存上去的，偶尔给我发发信息，我总是看完就删。我记得王也的号码，所以没有往上存。
我考虑过要不要给他发信息，思前想后，给他报了个平安，他一直没有回复。
不久后我进了山里，没有地方给手机充电，就再也没有和他通信了。
这崇山峻岭里什么都有，饿了吃野菜和河鱼，渴了喝山间淌下来的清泉，困了就在土地庙睡觉，仿佛一下之间，我又回到了那个不分晨昏定省的时刻，活得像天地间一个飘飘荡荡的魂魄。
靠着泥墙的土地神笑得一脸和蔼，平静地注视着屋外深不见底的寒夜和浓稠的星空。
我爱看他笑，有时看着看着就会犯困，心底渐渐升起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该去北方看一看了。
于是我翻出背包底放着的零钱，认认真真地数了好几遍，大概有四五百左右，也许够了，也许不够，但我的脚已经踏出了这间住了两个月的土地庙，向山下的小村庄走去。
正值春节后的返工潮，去北京的列车挤挤攘攘地出发了，我没买到坐票，紧紧巴巴地站在两截车厢中间的地方，隔着一扇窄窄的车窗，一开始是连绵起伏的山脉，浸润着冬天特有的冷绿，似乎是过了恩施之后，视野越来越明亮开阔，最后到了河北，窗外扑簌簌地下起雪来。
一个抱着小孩的阿姨坐在塑料凳上，缓缓地扭动了几下脖颈，上下打量我一番，关切地问：“小姑娘，你就穿这么点衣裳？北京冬天可冷，你这样要冻坏的。”
听她这么一说，我下意识地扣了扣脚趾，才发现腿脚全然冻僵了。
我笑了笑：“没事，我就在北京待一天。”
“你这一天也不行啊。”阿姨低头嘟囔着。
她或许猜到我没有更多的衣服，便不再说话，敛眉顺目地哄怀里的婴孩去了。
我照旧趴在窗边看雪，等着听到站的提示音。
北京真的很冷，我一下车就被冻成了傻子，北风肆无忌惮地吹，刮得我脸颊生疼，像刀割一样。
我找了火车站附近一个快餐店坐下，从背包里翻出几个月没用的手机充上电，刚一开机，信号灯就闪个不停，点开才知道是王震球发来的短信，一个多月前发来的，问我跑哪儿去了。
我斟酌了一会儿，因为手指冻得僵硬，只能很慢地打字回他：
[我现在在北京，后天回西南找你。]
莹绿色的信号灯仍旧在闪烁，我有些奇怪，这才发现下面还有几条未读短信和三五个未接来电，我手忙脚乱了一阵，胆战心惊地点开那些短信，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都是王也发来的。
[小师父，您能耐啊，一声不吭就走了，还留个小纸片糊弄我，气得我口腔溃疡两个礼拜没好。]
[您又跑哪儿去了，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真不打算和我见面了？]
[沱儿，来北京一定告诉我。别瞎胡闹，记得回电话。]
……
我捧着手机一条一条地翻过去，忽然不知所措起来，像泡进一罐柠檬水，心口又酸又涩，窗外的雪下得洋洋洒洒，盖住了整个陌生的世界。
“王道长。”
“嗯……秋沱儿？！”
电话另一头响起熟悉的声音，我眉心一跳，几乎能想象出他懒洋洋的悠闲模样。
我心情很好地笑出来：“道长，我在北京，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