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是陈一棋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听起来有些熟悉，好像小时候也听过。
“睡了。”徐瑜大概指了指我的方向，我感受到两道目光向我投来。
可能是陈一棋的目光对我来说，比任何人的都炽热很多，我在睡梦朦胧中竟开始背起了偶像包袱，思考着自己现在的睡相是不是不太雅观，结果这样一思考着，就醒了过来。
“嗯……”我睁开沉重的双眼，哼哼了几声，动了动。
“哟，醒了？”已经走进门的徐瑜看着我，话语含笑。
“嗯……”我睡得迷糊，看着面前的徐瑜，目光涣散。
“你的老同学刚刚走不久，你现在还可以起床赶过去。”徐瑜又调侃到，吃饱了的她格外地爱调侃，像是晚饭又吃了很多坏心眼。
“赶上去干什么？”我无奈。
“那我就不知道了。”徐瑜摊手，坐在了床边。
我气得打她，小拳拳打到了她的腿上，刚睡醒，估计一分力气都没使上。
“我就说第一次看见他怎么这么眼熟呢，我想起他是谁了。”
“陈一棋？”
“嗯，之前你初中寒假的时候，过年，我刚好回了一趟家……”徐瑜看着天花板絮絮叨叨了起来。
听着她的叙述，我也想起来了那件事情。
那是初二的寒假。
那个寒假似乎格外冷一点，整个寒假有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飘雪。
我和陈一棋初一同桌了一年，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又继续同桌了下去，截至那个寒假，满打满算一年半了，虽然我现在觉得，同桌有时候是比同居更为亲密的事情，学校里的同桌，几乎是精神交流和生活交流最集中的一种关系了。
不过在那时的我眼里，陈一棋是我认识的一年半的好朋友。
好朋友嘛，一整个寒假总是要见上一面才说得过去。
初中的我没有智能手机，只有一个打电话功能的手表（现在的我想起来，觉得那手表就是一个儿童手表，但当时初中的我并不肯承认），于是即使有了各种社交账号的陈一棋，也只能憋屈地和我打电话交流。
一整个寒假里，我们的交流大部分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嘟嘟嘟。”（我手表的电话铃声）
待我们两个喂喂地相互问好后，陈一棋就必然会来一句：“写完作业没？”
“我早就写完了哈哈，不愧是我。”这是我写完作业的回答。
而陈一棋得到想要的答案之后，就会干脆利落地挂掉电话，让我严重怀疑他是老师或者爸妈安排在我身边的卧底，每天的任务就是监督我写作业，要不然电话怎么挂得怎么冷酷无情。
“在写了在写了，那个语文怎么要写30篇作文啊，累死了。”或者“啊，这个数学/物理，让我好好想想。”这是我一边写作业一边接电话的回答。
这时，陈一棋就会陪我聊两句，比如“一天写一篇，一个假期就可以写完了。”或者“什么题目，我看看，你冷静一下，读给我听。”待我解决完问题，估算完写作业的时间后，他又会干脆利落地挂掉电话。
“啊？什么？我听不到？”或者“抱歉，你所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这时我没写作业时装傻的回答。
这时，电话一边的陈一棋就会咬牙切齿地念我的名字“徐，鱼，鱼。”
然后抖擞出我的一些丑事激励我。
而我从来都中招。
除了上面三种常见的，都是关于写作业的情况，偶尔的偶尔，我们的电话里也会聊一些别的内容。
除夕前一天，我又接到了陈一棋的电话。
“喂。”那时早就写完作业，却骗陈一棋还没写完的我懒洋洋地趴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嗯……”电话那头的陈一棋罕见地没有提起作业的事情。
“怎么了？”见陈一棋露出了少见的样子，我来了劲，电视也静音了，满怀期待地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
“嗯……你现在在家吗？”
“啊？在啊，你要干嘛，你要来找我玩吗？”我本是想随口逗一下他。
“嗯……要不要明天晚上一起出来玩？”
“去哪？明天是除夕，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出门。”我掰着手指算日子。
“可是除夕的时候，江滩公园有烟花会。”
“没意思，又不能自己放。”
“可是现在烟花炮竹都限放了，也不知道哪能放。”
“找个空旷的地方就行了啊，拿两个烟花棒也没人会管你，反正拿根烟花棒就和举着打火机一样。”
“嗯……”陈一棋又犯了难，看起来是对烟花会念念不忘。
我正想继续敲打他，一旁路过的徐瑜瞅见了，顺口就问了一句：“打什么电话呢？”
“我同学找我去看烟花会。”这时的徐瑜难得工作休假回来，手握巨款，我对她那算是一个言听计从、好声好气，只求过年她能多给我一些压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