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狱里的徐允恭，因为皇帝突然玩的这一套不知所谓的手法，整个人的处境都变得极为艰难。
而外面的情况也果然如同魏国公府打探到的消息一样，一群御史言官在自己参奏的奏本递上去之后，在没见到后续反应的情况下，他们决定肉身开道，直接准备当着徐允恭的面逼问他如此强戕害皇子却为何故。
从这群人的视角里出发，原本还算是皇帝手上炙手可热红人的徐允恭，一下子就变成了不忠不孝的违逆之徒。
于大明如此危机之际，他不思国家颜面，不想办法拯救燕王殿下，反倒强求国家重启战端，扩大战事，以百姓之鲜血，将士之生命，为他徐某人做嫁衣，以谋取一个不世战功。
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徐家与燕王殿下的那层姻亲关系，决定了当徐允恭这个小舅子提出要放弃自己姐夫的生命，而另做其他图求的时候，天然就会被人戴上一顶不忠不孝的帽子。
此刻在秦淮河两岸夫子庙附近，已经有大批士子开始聚集。
这群人都是读过书且最具热血的一群青年，他们天然有着一份对国家的赤诚之心，也天然有着一份对不忠不义
之徒的征讨之心。
尤其是在明初这段时间里边，科举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的阶段里，能够读书还是属于一种来自于权力阶层的特权。
普通商人家庭或许有钱资助孩子聘请大儒，但在科举制度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他们并不可能通过这条路给自己孩子谋求一条上升的通道。
再加上朱元璋，这位帝王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他完整的继承了历代君王重农抑商的施政策略，并且在大明建立之初的那十几年里边，这种重农抑商已经达到一种堪称严苛的地步。
最著名的商人沈万三，便在把自己的家财都砌进应天府的城墙之后，自己最终也化成了应天城街道下的泥土。
不过朱元璋能做出如此决定，与后世来说多少有点束缚住整个社会往前走的步伐，但从当时来看却是无比正确的。
经历过前元如同放羊一般的统治之后，整个华夏大地一下子就变成了地主豪绅们肆意挥霍的地方。
在元朝建立之初的那段时间里边，从元庭派下来的各路官员还想着在地方上获取到一定的权利之后，开始谋求自己更大的图谋。
这是来自于一个弱肉强食部
落成长起来的人的本能，在茫茫的草原之上，一个不足，如果不强大的话，那最终他就只有被搬上餐桌，被其他人享用的份。
可是当这群来自草原上的皇室分封者，来到地方的时候，却突然发现，他们之前在草原上那一套与这帮汉人地主之间是玩不通的。
一时之间，原本以勇武的蒙古人，在广袤的平原之上陷入了巨大的泥潭之中，这种泥潭不是战力上的泥潭，而纯粹是由社会环境所导致的，发展上的泥潭。
元人的军队是可以四处出击，将各地“逆贼”悉数讨平。
但面对广袤的华夏大地，再庞大的军队，如果陷入到这种治安战当中的话，也会显得无比乏力。
更何况由忽必烈所领导的这一支蒙古人，他们所倚仗的正是手底下的汉军世侯们。
要知道当初当蒙哥被钓鱼城的民夫被石头砸死之后，整个草原不足的内部矛盾一下子就爆发的出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远在东方没有掌握着草原绝对力量的忽必烈，之所以能够在最后时刻一扫草原其他势力，他所凭借的可不是元人那骑射的功夫，而是汉人地主们所资助出来的一群汉军将士
。
换句话说，元庭之所以能够在这片大地上短暂的露出脚，所以借的并不是他们统治者的文治武功，而是与这些汉人地主之间的合作。
打仗的时候你用了人家的兵，就会天然地导致，当王朝成立之后，权力会分拨到人家的手中。
这一切并不是由统治者意志而决定的，而世军汉军世侯用无数钱财和汉人的性命所堆砌出来的结果。
在此种情况之下，整个华夏大地陷入了一种近乎于没有秩序的统治当中，往往一些应当受到官府压制的小地主们，此刻在元庭的管理之下，也如同脱了缰的野马一样，对手下百姓的苛责以及压榨已经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
等到元末，各路起义大军开始推翻这些人的残暴统治的时候，整个华夏大地其实已早已遍布疮痍。
最终在经过连年的征战，就使得这片大地早已没了应有的繁盛与生机。
换句话说，当朱元璋一统大明的时候，他接到的是一个无比残破的烂摊子。
在这种情况之下，让百姓尽快的在土地上恢复生产生活把旧有的秩序重新建立起来，让以前的乡土社会重新恢复正常，这才是朱元璋的
眼下的当务之急也是他唯一的选择。
而在这种背景之下，重农抑商变成了别无二选的法子。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现在在夫子庙门口开始闹事的学生，一个个背后都有着身份不低的父辈。
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夫子庙附近的衙役们虽然第一时间收到了消息，但他们面对这群公子哥的时候，却谁也不敢上，只能在一旁好言相劝。
大家伙都知道这群公子哥不是冲着他们来的，在目前还没有上面大佬站出来背锅的情况之下，谁这个时候敢冒刺儿，谁就立刻会成为众矢之的。
人们负责处理此事的，那班衙役是想等着上面的人发话，然后自己再根据命令去处理此事。
然而当他们看见这群愤怒的士子竟然从文庙里边把一尊牌位请出来的时候，饶是没读过书和这群衙役都被这阵仗给吓傻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