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父之战”是吴楚交锋的重要战役，发生在春秋中后期，其目的又在争夺淮河流域的州来，意义不同以往。
淮河流域的控制权是楚国强大之后一直紧紧掌握在手的，随着州来的二度失守，标志着楚国在与吴国的竞逐中渐渐落入下风。从此，形势朝着有利于吴国的方向发展。
天平一旦倾斜，审时度势者会乘胜追击，扩大优势，弱者若不奋起直追，很可能愈见弱势，难挽狂澜。
“鄢陵之战”中，“晦日”被楚国刻意忽略，此役，“晦日”则被吴国彻底摒弃，由此可见，中原文化包含的传统军礼制度，在两个蛮国面前根本无足轻重。两国的较量像是两位力大无比的莽汉的格斗，不讲武德，只论输赢。
两恶相遇，吴国明显更暴虐凶残。将死囚拉上战场，利用他们迷惑敌人，任他们自生自灭，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不用说，泯灭人性的罪责难脱。就算回到2500年前，中原诸侯也无人使出如此冷血的计策。
当然，吴国之所以成功崛起，除了晋国的援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春秋已近末世。吴国对外征战更注重权谋策划，更讲究韬略，以结果为导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些，都是战国的预热。虽说残酷无情，却是大势所趋。
这一年，中原双雄的境遇大相径庭。
晋国外无战事，除了协调诸侯国的争执扯皮之外，一切安好。
楚国则深陷越来越强大的吴国的纠缠，分身乏术，无暇顾及中原事务。
表面上看来，晋国稳如磐石，不足为忧，实则不然。待看完叔孙婼被扣押的后续，再作结论不迟。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句老生常谈，此时再次出现。不管是为了混脸熟，还是为了应对它的字面意思，总之，它不请自来。
公元前541年，为重温旧盟，晋楚两国在虢地举行会盟。楚国代表是时任令尹公子围，晋国代表则是时任中军元帅兼执政赵武。
鲁国也参加了此次会盟，并派亚卿叔孙豹参会。不料，令尹子围突然发难，捉拿叔孙豹，并要求将其诛杀。原因是，会盟之前，鲁国发兵讨伐莒国，占据郓地。
赵武闻讯大惊，赶紧命人查明事由。
经查，鲁国是攻打莒国不假，可是决策者是鲁国执政，也就是鲁国“三桓”中最有权势的季孙氏所为。时任正卿季孙宿才是战争的如作俑者，叔孙婼掌管外交，根本无缘置喙。
当时乐王鲋和叔向随侍赵武左右，于是三人展开讨论。
乐王鲋声称，其中可能另有隐情，并主动请缨，面见叔孙豹问清情由。他既如此热情，赵武便顺水推舟，让他去打探消息。
乐王鲋在晋国是出了名的贪婪好利，他见到叔孙豹后，胡乱寒暄几句，惺惺作态的表示同情过后，马上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叔孙豹虽处生死交关，却没有同意乐王鲋的请求。钱一分不给，生死由命罢了。
乐王鲋归来回报赵武，脸色不佳，经叔向提醒，赵武心生疑窦。
后来，叔孙豹的亲信听说晋国执政有意营救叔孙豹，辗转找到赵武，将乐王鲋在叔孙豹面前的言语行径全数还原，并将叔孙豹严辞拒绝索贿的理由也告知了赵武。
有一段话尤其感人——
“拒绝乐王鲋并非爱惜财物，而是情理不容。诸侯之会，旨在保卫国家社稷。如果用财货求得免于祸患，求得个人苟且偷生，怒气将会转向国家，鲁国必定因此受到讨伐。将祸转嫁给国家，不就成了国家罪人？代表鲁国参与会盟，却因我之故招致战事，还谈什么维护国家安定？”
赵武听后，大为动容，表示一定不能让叔孙豹这样赤胆忠心的贤人被无辜牵连，葬送性命。于是，他毅然去到楚国的营帐，找到傲慢霸道的楚国令尹，据理力争，决不相让，终于解救了叔孙豹。
万万没想到，叔孙豹的儿子继承父爵父职当上鲁国的外交大臣，竟然也遭遇了索贿，而且同样来自晋国。
叔孙婼被扣押后，士鞅的使者登场了。他向叔孙婼嘘寒问暖，表示出无限同情，接着又含沙射影的对韩起的处事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如果是自家主子出面，定不会让叔孙婼受此等委屈。
表演结束，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使者转达了士鞅的目的——“使请冠焉”。
当年乐王鲋向叔孙豹索贿，史书记载的用语是“请带焉”。两者对照，顾名思义，带即为衣带，冠则为帽子。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尽管诸侯强势，王室微弱，在索贿这件事情上，仍是非常含蓄。表面上说的是衣冠，实则是财物布帛。婉转的表达，双方都有回旋的余地，可下的台阶。
如今却不同，有人公开向人索要lb牌子的旅行箱，并以此为要挟，是否备齐指定奢侈品，事关对方能否进入职业生涯的最高平台。而且类似的事情俯拾皆是，司空见惯。
当年，叔孙豹以一条裂开的布帛表明心志，而今，他的儿子独辟蹊径，命人送了两顶帽子给士鞅，意思是——就事论事，你要一顶帽子，我送你两顶，这已是我全部能给予的了。
当然，最后的最后，叔孙婼还是被赦免归鲁了。毕竟，鲁国所犯的错，根本没法与当年鲁国侵袭莒国，占领其土地相比。
时隔二十二年，同样是索贿，名目类似，受者是父子，辈分变小了，索要者的地位却是天壤之别，地位陡升。
乐王鲋之于当时的晋国，职位为大夫，要说有什么特殊之处，他还是时任君主晋平公的宠臣。对了，还有一点，当年栾盈攻曲沃城谋反，他给士匄献计，助士氏父子成功剿灭栾氏，成为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如今的索贿者，从宠臣近侍升级为权力核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