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虞洽卿，他的三北航运公司等，可是国内民企的第一人。
随后，陈光良邀请大家成为环球航运的董事，愿意参股也可以，就以‘船’来参股。
但很显然，大家虽然纷纷答应担任环球航运的董事，却拒绝了参股一事。陈光良也想到了这一点，并不在乎，毕竟他现在就是一个新手入行。在大家看来，经营航运业可不简单，陈光良的希望并不大。
事实上，陈光良也是有一点自知之明，但他依旧选择尝试，因为他的资本足够雄厚；其次，陈光良将船视为可走资产，是必定要发展的，而且还是会大力发展。
期间，陈光良对大家说道：“各位，麻烦帮我传个话，就说我们环球航运有意购买海船！”
“没问题”
船，当然都是从洋行手中购买二手船，华资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大家离开后，陈光良召集所有的职员，开了个会议。
环球航运、环球贸易，目前还是在一起办公，而初始的员工，有从陈光良其它公司调来的普通职员、财务等岗位，还有朋友介绍的专业性人才。
例如，洪雁宾从招商局中，为他介绍了精通船务的赵铁毅，此人不仅有较高的学历，还是交通科的船务科副科长级别。
虞洽卿这次倒没有耍什么滑头，给陈光良介绍了一位原本在海关工作的人才吴浩，比较擅长海关方面的工作，以及贸易上的事情。
“第一件事，我们还会继续招募人才加盟，扩大我们的公司体系，所以大家要养成积极向上的工资状态。私人企业不比公家单位，更能展现你们的才华和本事，也更能实现等价交换。”
赵铁毅、吴浩原本以为老板是在‘敲打他们’，结果发现是老板在说——公家单位靠关系严重，而在环球航运、环球贸易更能施展自己的才华。
“第二件事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当前的航运、贸易形势，大家可以各抒己见。”
众人知道，这是老板在考验大家的本领。
当然了，有几个只是财务、文员，他们也拿不出什么干活出来。
随后，赵铁毅率先说道：
“我来讲讲国内航运的情况，一般分为内河、海洋两种方式，然而不幸的是，这两种方式基本都是被外资垄断着。包括英资的怡和、太古，法国邮船、日本的大阪招商局亦能分一杯羹，不过招商局由于内斗不止，旗下诸多买办又私吞利益，管理非常混乱.华资想分一杯羹很难，主要是洋商在这些港口海关享有特权，不过南鲸政府有意发展海运，或许后续会出台好的政策。”
其实，这些陈光良也调查过，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
他发展航运，看中三点：
第一，这几年买船最便宜，毕竟是世界经济大萧条；
第二，南鲸政府有意发展海运，在明年会出台非常有利华商的政策，并收回很多航运和海关权利；
第三，船是可走资产。上海到香港最快可以42个小时到达，仅此一条，陈光良就得买船，以将来跑路用。
而陈光良还知道，在三十年代，内河运输有‘船王’卢作孚，将很多外商赶出长江了运输；而海洋运输一般是指华夏沿海，则有虞洽卿、招商局、陈顺通、许爱周等领导的船队，和外商展开争峰。
他看中的则有三条航线，一条是经上海到青岛、天津、营口港的北上路线，一条是上海朝着广州湾、香港、越南的路线，一条是上海出发经香港、东南亚的航线。
在大家发表完意见后，陈光良开口道：“未来三年，我们会持续购入海船，加入华夏沿海及东南亚的航线，同时展开这些地区的贸易。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才加盟，接下来我会继续招募，大家可以先做好市场调查。”
“是，老板”
另外一边。
虞洽卿回到三北航运的写字楼，叫来自己的大儿子虞顺恩。
“你说这个陈光良大张旗鼓的要搞航运，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影响？”
虽然是在问，但他的想法已经不言而喻。
虞顺恩说道：“父亲，眼下我们三北、鸿安两家航运公司，虽然在华资当中算上排名靠前，仅次于招商局。但到了华夏沿海的航线上，我们算不上什么，何必忧虑人家发展航运。”
虞洽卿一愣，随即笑骂道：“你不知道陈光良的本领，这小子年纪轻轻，就已经赚了近千万的资本，现在看中航运，又怎么会对我们没有影响。算了，我不给讲那么多，”
他经营的事业庞大，资金却经常被占用，远没有陈光良用钱那么灵活。
曾经更是发生过啼笑皆非的事情：1926年又受到国内战争的影响，被迫停航。那时到三北轮船公司办公室去访问虞洽卿的，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债权人。虞每天都在过年三十夜，向人陪笑脸协商延期，或者用“掉票“的方法来搪塞一时。
最困难的时候，每天“掉票“的数字竟达80万元之巨，利上加利，愈滚愈深。遇了大债主上门，无法应付，他总是装腔作势地问大儿子顺恩：“某人的款子已经准备好了吗？“顺恩说尚未筹齐，虞即破口大骂：“为什么这样不顾信用？我老早就关照过你了！“有时顺恩不堪忍受，竟至反唇相讥，拆穿了父亲的西洋镜，因此父子两人弄假成真地吵闹起来，债权人看不过意，反而要替他们父子做和事老，自愿延期。
还有一些零星债主，终日纠缠不、走，虞只得避而不见。“大躲在浴堂，小躲在戏园“，这是当时上海人士形容虞洽卿避债的两句话。
所以都知道虞洽卿是纳税大户，殊不知他现在是‘空心大佬’，当初连陈光良的‘佣金’都敢骗——抢先注册永安银行那事。
数日后，陈光良技痒——又在《东方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世界航运大寒冬袭来。
[在文章中，陈光良用一些特殊渠道获取的信息来举证：
1929年5月英国船舶闲置量仅为38万总吨，1年后增至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