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结束了，第一现场不可能还原。”曲伟毅回答的很中肯。
“当然，你说的这个我明白。”孟夏大学时学的是法律，对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是很清楚的，对警方取证工作也有基本的了解。“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案子的关键不在痕迹取证上……”
“哦？什么意思？”曲伟毅停下了倒酒的动作，职业敏感让他迅速地揣度其他的可能性。
“定性。”孟夏接着道：“我的意思是案件定性——如果，这根本就不是一起交通事故，而是其他——”孟夏盯着曲伟毅的手出神，幽幽地说道。
“比如说，如果这是一宗故意杀人案呢？有没有可能重启调查程序？”孟夏抬头问道。
“呦！这个难度就更大了！”曲伟毅面露难色。
“怎么说？”
“首先，你得找到初步证据，证明这可能是一起故意杀人案，否则重启调查就无从谈起；其次，你得找到当时的档案——当然，这个可以做到，只是要找到合适的理由……”
“最难的是，已经结案了，受害人家属也好、肇事方也好都没有提出异议，目击者也消失了，案件本身就难以再度还原，调查难度可想而知！”曲伟毅到底是警察思维，所说的这几点，确实是客观障碍。
“最后，看起来与案件无关，但往往是阻碍最大的一点，我不好说。”曲伟毅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孟夏，对于老同学他还是决定明说了。
“最大的阻力在于当时的经办人，一旦改变案件性质，就意味着有人办了错案，轻则渎职、重则犯罪，那么调查程序必然会面临可预知的拼死阻碍，你理解吧？”
“我理解。”装着40年风雨经历的孟夏太理解这些事了，“只是，人命和那些经办人的前程，对人民警察来说，哪个更有意义？”
曲伟毅沉默了。
低着头喝酒不说话，半晌抬起了头，专注地看着孟夏。
孟夏知道，熟悉的曲伟毅回来了。